生养好孩房计足

生命，那是自然付给人们去雕琢的宝石。

从“购房与生育抚养小孩”之间存在着竞争资源的关系来看，住房主要从以下方面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

购房和生育、抚养小孩都要花销很多，当收入在购房与育儿之间分配时，房价上涨压缩了生育及抚养小孩能够使用的资源，这一效应体现为“高房价约束”；

小孩生下来之后，需要空间成长和玩耍，而房价上涨使得房屋面积变小，小孩数量也就随之降低，这一效应体现为“住房面积约束”。

对于某些城市来说，其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很可能会下降0.45%。

房价上升，很可能导致已经购房者的生育率上升，而尚未购房者的生育率会下降，原因在于尚未购房者的财富需在买房和生孩之间分配，而已经购房者的房产增值可辅助育儿。

一般的，人均住房面积大的城市生育率高，而房价高或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生育率低，这几乎能满足上文所提到的“高房价约束”与“住房面积约束”的说法。

而实际利率低、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其生育率倾向于更低。

由于低利率倾向导致高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房价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

同时，人口密度大隐含了人均空间小、资源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也能紧扣“住房面积约束”这个提法。

小孩虽不像市场商品那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但可以有“影子价格”，来表现家庭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

普罗大众的生育行为，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行为，面对公共资源的竞争以及获得“市场收益”的多寡。

在不同阶段，人们对“生育”的态度有不同的表现——“耐用生产品”、“耐用消费品”或是“奢侈消费品”。

若把孩子视作“耐用生产品”，那么大众生育得越多，就能够越多地抢占公共资源，使自己获益更大，如没有政府行政行为的介入，“多生”将会成为个人(或家庭)的理性选择，生育类似于家庭拥有“耐用生产品”的过程。

如将孩子视作“耐用消费品”而非“耐用生产品”，那么“放开生育限制”的单个政策，只是在政策上做“松动”，仅仅表明了积极的态度而已。

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提振大众的生育欲望，这需综合政策体系来支持。

尤其要警惕“大城市病”，降低居住、教育、医疗等成本，防止让生娃变成购买“奢侈消费品”。

据相关数据显示，人均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间数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而我国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的实际数据，也支持“住房面积约束”这一说法。

由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需要房间，也需空间来玩耍，倘若一个家庭住房面积狭小，则在边际上的生育意愿下降。

数据显示，商品房价格与生育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绝对值达到0.47，这与高房价约束的假设一致，即是购房消耗了人们的财富，能够用来生育小孩的资源就少了，边际上的生育意愿也就下降。

总和生育率和居民收入负相关，而居民收入和房价正相关，一个可能性是高收入抬高了房价，这样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只是反映了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解房价和收入的影响，可采用房价收入比指标来进一步衡量住房价格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一指标可以比房价本身更准确地衡量购房负担。

不妨选取我国各省在2010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作参考——为0.26，而2001-2010年的均值为0.24，即是说面积为100平米的住房大概需一个人25年的收入。

考虑到房价可能被低估的情况，房价收入比也可能被低估了。

数据显示，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相关系数为负，绝对值达到0.52-0.63，比房价本身与生育率的相关性还要强，大致支持了“高房价约束”的说法。

即是说，如每年需花1/4的可支配收入去购买1平米的住房，那么又有何资源去承担生育、照顾孩子的责任？

考虑到人均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间数、房地产价格、房价收入比(10年均值)对总和生育率的显著影响，

感兴趣的朋友还可将这几个变量协同常见的影响生育率的变量(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受教育程度、服务业占比)进行回归分析。

数据将会显示：在常规的解释生育率的变量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受教育程度、服务业占比及人均收入均不显著，

只有房价收入比显著地负向影响了生育率，直白地表明了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

在没有加入房价收入比的回归分析中，人均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间数、房地产价格会变得显著，但是这些变量在加入了房价收入比以后变得不显著，更加凸显了房价对生育率的重要影响。

若从经济资源占用的角度来看生育率的变化，其基本思路为：

当家庭把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到生产生活各项支出中时，其他支出的增加将导致用以生育和抚养小孩的资源减少，在边际上减少生育意愿。

其中，购房是一项主要的大额生活支出，房价的高涨可能导致生育率的显著下降。

如将我国的分省数据与国际比较数据的话，可找到一些支持性的证据。

由于数据总是存在局限，大部分只具启发性，而非结论性意义，未来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更直接的、更有力的支持或反对的证据、数据等。

值得留意的是，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只是一个表象，是深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集中体现。

比如，低利率不仅导致高房价，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提高，而且还导致广大储户的利息收入损失，相当于是从储户部门，主要是居民部门向其他部门的巨大的转移支付。

由于低利率减少居民的财富，也就减少了可用来生育和抚养小孩的资源。

直白地看，居民尤其是育龄人口，收入的下降和生活负担的加重，都会降低生育意愿。

其中，医疗、教育和养老费用的提高，会增加当期或者未来的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此外，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摩擦，比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实际上的就业机会不平等，都会降低生育意愿。

简言之，居民的生育意愿是资源配置与分配状况的综合体现。

我国的低生育率，不仅因过去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还因为在总体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状况下，很大比例的年轻人负担沉重，生育意愿下降——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生育率也不会太高。

我国劳动力资源出现了短缺迹象，人口老龄化在人均收入依然较低的情况下迅速逼近，极低的生育率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综合发展的潜力将造成严重影响，于是我们看到了二孩、三孩政策的逐步放开。

(感谢阅读，敬请指正)